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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我揭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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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典型學習者與非典型教育工作者「非典型」相對於「典型」,程度極端者,近乎怪胎之意。1997,銜父母之命,進了教育系。上諮商團輔課,總覺得自己應該是被研究對象而不是研究者;上課時間同學在教室遇不到我,但若到學校電算中心,我應該正坐在某個位置上;宿舍的桌上,沒什麼系上的課本,電腦螢幕卻常常是一堆爬得奇奇怪怪大刮號分號的文字。大一到大四,每次上台報告或試教都是坑坑巴巴,台下同學的眼神訊息:「你就不愛上課嘛」「還以為你有多行,原來真的這麼爛哦」「趕快下台吧」「想幫助牠」畢業前,我放棄了實習,父母非常不諒解。他們當時或許無法理解,除了我說的出口的理由,更多的是無法上台的自卑。在這逃離教師工作的十多年間,我大部份從事著與教育無直接相關的工作,憑著些許薄弱的資訊能力,掙口飯吃。快轉這十多年,來到今年五月,我終於結束長達兩年的台北宜蘭通車生活,來慈心謀職。八月底的學校教師研習,我在眾教師先進和長官們的面前報告了研習的心得;九月初,我第一次站上高中講台,那是我的第一堂課。九月底,我和一位學生到台北進行專題的拍攝,在艋舺遇著一位專門拍攝東南亞人文題材的日本長者,一口流利的中文和台語。他讓我們看見長期耕耘的厚度,攝影者與被攝者之間因為相互信任而合力完成接近完美真實的影像。教育,在我眼裡其實是很簡單的圖像。當你願意捲起袖子體驗人生,你自然就能成一本值得被翻閱的教材。1997,Great Teacher Onizuka,好像一直還在我的血液裡。吉米,2015 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