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我揭露。

非典型學習者與非典型教育工作者

「非典型」相對於「典型」，程度極端者，近乎怪胎之意。

1997，銜父母之命，進了教育系。上諮商團輔課，總覺得自己應該是被研究對象而不是研究者；上課時間同學在教室遇不到我，但若到學校電算中心，我應該正坐在某個位置上；宿舍的桌上，沒什麼系上的課本，電腦螢幕卻常常是一堆爬得奇奇怪怪大刮號分號的文字。

大一到大四，每次上台報告或試教都是坑坑巴巴，台下同學的眼神訊息：

「你就不愛上課嘛」

「還以為你有多行，原來真的這麼爛哦」

「趕快下台吧」

「想幫助牠」

畢業前，我放棄了實習，父母非常不諒解。他們當時或許無法理解，除了我說的出口的理由，更多的是無法上台的自卑。在這逃離教師工作的十多年間，我大部份從事著與教育無直接相關的工作，憑著些許薄弱的資訊能力，掙口飯吃。

快轉這十多年，來到今年五月，我終於結束長達兩年的台北宜蘭通車生活，來慈心謀職。

八月底的學校教師研習，我在眾教師先進和長官們的面前報告了研習的心得；九月初，我第一次站上高中講台，那是我的第一堂課。

九月底，我和一位學生到台北進行專題的拍攝，在艋舺遇著一位專門拍攝東南亞人文題材的日本長者，一口流利的中文和台語。他讓我們看見長期耕耘的厚度，攝影者與被攝者之間因為相互信任而合力完成接近完美真實的影像。

教育，在我眼裡其實是很簡單的圖像。當你願意捲起袖子體驗人生，你自然就能成一本值得被翻閱的教材。

1997，Great Teacher Onizuka，好像一直還在我的血液裡。

吉米，2015 秋